原创三声编辑部三声
讲述故乡，就像打开一个共享文档，它可以被书写、标注、删除，篡改，最终解释权属于任何人。
作者
刘丹
采访
刘丹任彤瑶江婧怡
当你凝视故乡的时候，故乡也在凝视着你，还要问，你准备什么时候结婚？什么时候要孩子？
问归问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，家还是得回。飞速运转的网络和交通系统让地球早就变成地球村，但回家，甚至于介绍家乡，从来不是由此至彼，无缝连接的运输过程。你怎么和别人介绍老家？地名、方位、特产，几个形容词：福建人讲义气，好面子。巧了，山西人也讲义气，好面子。
讲述故乡，就像打开一个共享文档，它可以被书写、标注、删除，篡改，最终解释权属于任何人。或许故乡本身就是一个流动的概念，没那么浪漫，也没那么糟糕，向内汇聚，又通向四面八方，囿于某时某刻，又时刻不停地死亡和再生。
我们找到4位导演，听他们聊了聊各自的老家，电影中的故事就在那些地方发生。过年了，他们关掉摄影机，带着还没捋顺的乡音，融入春运的人潮，成为故事的补充部分。
01
耿军：鹤岗碎片
黑龙江在东北的东北，鹤岗在黑龙江的东北，所以我们那儿其实是东北的东北角。从北京回去，坐高铁要10个小时，以前慢车要20多个小时。我在当地认识的人太多了，只要他们知道你春节回家，就得聚一下。
东北有一个特别好的交友环境，每年有半年的冬天，因为寒冷人是缩着的，他更需要友情，更需要人们之间的互动，也更有孤独感和浪漫情绪。到了冬天大家能在家里面享受寂寞这件事是很难的，所以大家要经常喝一点，串门、聚会。
比如说我回家了，你也回家了，我说你干嘛呢，你说我在家看湖南卫视呢，我说你等会儿我就到，到了你家俩人在那玩摇控器，完了之后一起去撸串，再把杜春峰也喊着，把那谁也喊着，把勇哥也叫上吧。从三、四个人的小聚会，到十来个人稍微有点规模的聚会都是很常见的。
聚会的时候你会发现，每一年的话题其实是重复的，就是聊孩子教育或者聊夫妻关系，无非再加上这一大段时间不见后事态的变化。就算我没结婚没小孩我也会参与其中，出最坏的主意和调解最坏的关系，起到调解作用或者透露出来一丁点的友善。
真的调和了吗？到后来你会发现，其实大家没有特别大的矛盾，谁不理谁这种小事是常见的。可能你走之后人家仍然互不搭理，但在那几天大家还是高兴的就行，我们喝了一段后把所有的高兴都放下一起忧愁一会儿，一起哭一会儿也都没问题。
不过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喝啤酒的年龄段了。20多岁的时候非要灌酒，你不喝不给我面子啊。我们现在都说你不用给我面子，你不能喝就别喝。经济不行了，你不但要尊重朋友还要尊重酒，尤其是碰到好酒，你要是喝好了就是对酒最大的礼貌，你要是喝完了吐了就是对酒的不礼貌，不会说今儿你一定要喝多少。
耿军在鹤岗
聚会的流程一般是这样的，喝酒聚会这是第一局，第二局是K歌，K歌之后可能是洗浴，洗完浴出来之后再烧烤。这几个顺序有可能会颠倒，但是第一局是不变的，你知道有时候很多人在一起吃饭，吃着吃着吃饿了，因为你们战线比较长，所以还得有烧烤、K歌、洗浴这几轮。我就参加一轮或者两轮。
K歌我基本上不去，因为我们这个年龄段无论是男生、女生都色相衰弱。大家唱歌虽然很高兴，但在我眼里这是一个特别惨淡的事。你知道中年人这个群体很讨厌的，我在20多岁的时候特别讨厌现在这个年龄，到现在我到了40出头的年龄，肚子大，腮帮子往下耷拉，我自己会觉得我们隔壁的年轻人是很讨厌我们的。
而且大家普遍唱得都不太好，但我也理解大家可能想用一种文艺的方式发泄一下自己，平时你在楼道里或者在小区里你嗷嗷喊，大家会觉得你病了，但是在KTV里面你点一首五月天都可以这么嗷嗷喊。这种场合对于我来说就不太舒适，你既要尊重酒，也要尊重歌曲。
你想想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，有多少时间是被尊重的呢？我们受到了太多的侮辱，就比如说学校要给家长建群，是我上学还是我孩子上学这件事已经搞不清楚了。去医院、去学校都要找熟人，在这种这种潜规则的运行下，当他行使主动权的时候，他就会把这些暴虐的东西放大。偶尔出现可能性的发泄，比如一到消费的时候，大爷来买东西，大爷来给你面子了，嗓门高，情绪冲，买东西像一个人的啦啦队的感觉了。
我特别讨厌东北人买东西跟打架一样：多少钱？拿来我看看，把那个拿来我看看，卖不卖？不卖拉倒！他会很大声地和服务员说话，那都是因为卑微和不自信。我们的生活没有那么大的坎坷，但也没有那么愉快。
刚哥他们在鹤岗当地都有工作，拍片子的时候要请假，一起拍电影的时候是大家最愉快的时光，包括我们一起去金马奖或者去美国、去圣丹斯，大家看过他们演的电影后会对他们特别友好，那一刻的尊重对于他们来说特别重要。他们其实会越来越相信所谓的文化的力量，会去看更多的书和电影，打骨子里边觉得自己是一个演员，在当地的工作是业余干的事。
这种切换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落差或者负担，大家都是成熟的人，不会因为吃了两天肘子再回家吃榨菜就要落泪。
整个春节，我基本上每天早上在家吃饭，中午就不见了，去和朋友们聚会，晚上可能10点多才回来。所以鹤岗一时半会儿成为不了我的故乡，它只是我的家乡，因为我的家人都在那儿，我每年也都回去，我就是那儿的人，我身份证也是那儿的人。
《轻松+愉快》剧照
朋友们现在都不给我介绍相亲了，都知道我特别难搞，我基本上就是不撒谎和不美化自己。比如说她问，这人什么文凭，我的朋友说，他是大专。但是见面的时候，她问你是大专学什么的？我说我没上过大专，我中专学俄语的，来京务工人员。
这事儿就算了，因为我这人没有追求，也没有想专升本。东北男的有一些最基本的东西，像我这种人经过这么多的后天的调整，完了骨子里面还有大男子主义，现在的知识女性谁惯着你这个，我们现在都女权了。
网络上有句话说得特别准，谁能弄得了东北老爷们儿，答案是东北老娘们儿。我们这么多朋友，哪有一个说跟老婆动手的，都是被老婆动手的。面上商量好了，咱俩出去，给我点面子行不行，说行，出去给面子。回到家了，男的还按照那个惯性走，女的啪一关门，给你脸了是不是，面子不都给你了嘛，回家还这样呢？《锤子镰刀都休息》结尾是我对东北女性光辉最大的美化，别牛逼，一个女的能给你们全干翻。
我觉得鹤岗正处在中老年期。这当然跟经济有关系，也和一个家庭强不强大有关，如果家庭里面的壮年人占绝大部分，或者家庭里面只有一个人，这个人是马克.吐温，是海明威，那这个家庭够强。如果没有这种所谓的中坚力量，他会就变化的衰老而不堪。
我已经40多了，我不太知道一个18岁的孩子看到这个城市是什么感觉，也许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正在发育的城市。我拍电影的初衷不是要反映这个城市，只是恰好我是东北人，所以我的故事就发生在东北，其实《轻松+愉快》的故事放在朝阳区都成立。
影像是有选择的，电影会把地区给抽象化。而且，现在主流的文艺作品想要描述当下的时候，只能通过隐喻，以及把时间往前或者往后拨一点，这反映了怎么样的现实呢？一看，什么东北老工业区，什么全面振兴，这种话题在国家的发展战略里边被反复地提，那又有谁反复地听呢？可能跟利益群体有联系，跟怎么把上面拨下来的钱给贪污掉有关系，就这点馊事。
如果你要和我要聊东北文艺复兴，那我是要发社会的牢骚吗？那个牢骚谁喜欢听？没有意义，只能就虚聊虚。你问，你是怎么看东北复兴的？我说，东北复兴好，东北复兴这事早就应该复兴，但是现在复兴也是好时候。
没有什么特别具体能聊，因为它只是一个话题，就有点像其他的话题一样，可能再过半年就没了。今年因为房价的问题，一聊到鹤岗大家会说是网红城市。其实我们家从平房搬到楼房也就四年时间，因为要改造棚户区，地表塌陷了。就算拆迁，你分到的房子就是两三万、三四万一户，都是顶层七楼，或六楼，卖不出去，每年交暖气费差不多也要块钱，没有意义。
当你通过碎片或者通过现成的东西去概括一个地方的时候，它肯定是偏颇的，是那种懒惰的文艺爱好者的臆想。如果有人想要通过一部电影去了解一个城市，我会劝他们，鹤岗可能有一万个面貌，但是我只拍了一个。互联网时代了，你如果非要跟我这么聊天的话，我觉得你可能有点找抽了。
02
韩杰：荒野边缘
我以前觉得春节不重要，找个借口就不回家了。这两年心有愧疚，告诉自己要尽量回去。其实我没有“回”山西的感觉，而是像皮球一样，砰砰砰，到处触碰。触碰和漂泊不一样，漂泊是你没有地方落听，然后到处寻找生存之道，我是被安排着去不同地方，接触各种各样的人。
因为家庭原因，我从小就在孝义和太原两边跑，在城市和农村的阶梯中上下来回。有时候要去太原待一个学期，有时候甚至去太原一年，再在孝义一年。不过这也有好处，从小到大，被训练出的素质就是切换能力。我在两种阶层、两种感受中成长，对信息、生活方式、包括教育环境的渴望都是非常具体的。可能是在三年级的时候，我写过一篇日记，说我长大了要考大学、去大城市，明显地想要逃离那里的生活。
山西以前是非常疯狂的。我小时候常常会听到矿难的消息、黑社会雇佣赏金杀手的消息，还会听说那种三角关系，他创业、你也创业、我也创业，一细问，要么我欠你，要么你欠我，互相欠。年轻人没有正常的就业渠道，要么是为国家卖命，要么在社会中凭着野性去获取财富。
心情绝望的时候，我会想，自己将来可能也是在矿上过一生。但从小我就有一种强烈的意志，我要出去。十几岁的时候，我去云南念中专，出省就像出国一样。山西人保守，不愿意冒险，毕业后我还是回到山西，在机关单位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，结果发现最安全的体制内的生活，是最绝望、最危险的。
一年后，我主动下岗，去广州卖盗版碟，租赁盗版碟，充满了罪恶感。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，我通过看电影找到了一种表达自己的渠道。太危险了，要么被电影艺术拯救，要么就成为盗版碟贩子了。
我的第一部长片《赖小子》是在老家孝义拍的，《赖小子》里十几岁的少年喜平和邻居寡妇偷情，他的父亲在国有企业大煤矿当工人，多少年不回家，而寡妇成为寡妇也是因为矿难。《赖小子》的英文片名翻译过来是《行走在荒野的边缘》，经济过度开发造成了混乱和溃败，年轻人早恋、打架、搞破坏，在这个社会无所安放、无所适从，一不小心就万劫不复了。
我们在找一条什么样的路？这是我对社会和时代的疑问。那时候我二十多岁，焦虑但不迷茫。有一段时间，我甚至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美好的东西，所以那种反叛的情绪非常的充沛。但我明确地知道，我想在故事中提我的问题，摆出我的立场。
《赖小子》剧照
拍《赖小子》是在年前后，拍一辆车开过，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镜头，拍完了收工一看，好多人的脸都被染黑了，只能通过衣服知道谁是谁，这是电影之外的一种绝对真实的状况。《赖小子》的刻录盘在孝义疯狂传播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。一部分开明的人认为这是给社会摆出的一面镜子，但在权力场、生意场上的那些中坚力量，包括一些相对传统的农民家庭都把这部电影视作挑衅，支持我拍摄的学校负责人为此承受了很大的压力。
后来我拍《Hello！树先生》的时候，把拍摄地挪到了东北。拍这种地方故事必然会牵扯到一些责任人，《赖小子》已经在当地引发了麻烦，而《树先生》如果再去孝义，你肯定会付出更大的代价。第二个原因是我想给电影改头换面，刻意回避了再把山西拍成灰色的天空下，煤灰涤荡在公路上，叫车和人都看不清面目的样子，你拍得干净一些，就不显得这个电影提出的问题有那么严苛了。
对于我来说，《赖小子》已经完成了我对故乡的焦虑和反思，《树先生》是方法上的重构。其实《树先生》还在讲因为煤矿开采导致的危机：地表塌陷，出了事政府不管你，你要住那你住去，企业也不管你，反正给你钱了。这个故事发生在东北那种漂亮的、柔和的丘陵地带，而且还被盖上了一层雪，这会让你觉得这个世界还有一点浪漫的东西，其实危机都在雪底下。
电影里有一幕，画面变成红色。你看到的是一帮人都稀里糊涂地朝着同一个方向走，树先生表示怀疑，他被排挤、被落下，但最后他也跟着往前走了。我们说人挪活树挪死，其实树先生是不愿意被挪走的一个人，他是城市化运动当中被踩踏、被抛弃的一个人。
所以其实《树先生》也没有偏离乡愁，我找到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关于乡愁的话题——城市化。这种乡愁不是说我离开了家乡，而是说我们被迫进入了城市，全国都一样。
我带王宝强回孝义体验生活，在街上逛，找各种人侃大山，拜访朋友，在朋友家喝酒，这个气场很容易接通。他老家在邢台，其实和孝义差不多，只是我们那儿煤矿更多。包括树先生也有很多原型，比如我们老家有一个精神状态不太好的人，总是絮絮叨叨地说话，他给了我很重要的写作上的参照；还有当时的犀利哥，为我提供了形象上的参照。其实我发现，卓别林也在讲这样的东西，在艺术上是同构的。
年拍完《树先生》之后，我陷入悲观，一个人就这样被社会所抛弃，这种绝望是无解的。我通过《树先生》抛出的问题，今天不还是存在吗？当时这部片子上映后，票房万，好多人看了之后觉得被冒犯，不知道这个作者要干嘛，还说我是在贩卖苦难。但直到今天《树先生》还在受社会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