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觉得，中国历史上学术最繁荣的时代是春秋战国、诸子百家时期，而学术繁荣至少要满足三个条件：自由的空间、宽容的精神和真诚的愿望。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会出现百家争鸣？因为当时的士人很自由，当局也很宽容。士人，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吧，周游列国，朝秦暮楚，反正“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”。各国的君主、诸侯、大夫，也很大度，没有谁一言不合，就拎起刀来杀人。他们顶多也就是不听你的，然后客客气气把你打发走，这才出现了百家争鸣，才涌现了那么多伟大的思想家。现在学术界有一种风气，学者之间由于学术观点不同，发展为人身攻击，学生分成两个阵营，然后互相整对方的学生，比如说你的学生来我这里答辩，我就不让你过。因为看不下去这种现象，我和厦门大学的杨春时教授曾经搞过一个教学实验，就是在课堂上，我们两个人针对实践性美学这个问题进行辩论，争得很厉害，让研究生们在一旁听。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们明白，我们俩虽然学术观点不同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成为好朋友。在我看来，自从教育部对高校进行所谓的教学改革，也就是采取量化管理之后，中国大学的学术氛围和教学质量就不断下滑。陈丹青先生在谈起这个问题时用的是工具理性批判的思路，而我更同意李零先生的看法，那就是量化管理把高校变成了养鸡场。在这个鸡场里，老师根本没有心思好好做学问，好好带学生，光忙着生蛋了。规定从讲师变成副教授，你要生多少个蛋；从副教授升成教授，又要生多少个蛋。还规定这几个蛋要生在什么地方，比如权威刊物、核心刊物什么的。我建议大学的事情就该让校长管。像武汉大学的刘道玉、南京大学的曲钦岳，都是我最欣赏的、深深敬佩的校长。当下，不少人都在讲，泱泱大国，居然没有一个科学家获诺贝尔奖，岂非说明教育失败？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苹。中国基础教育的质量，其实并不差，我们完全不必有杞人之忧。该忧虑的反倒是：真到有人获得诺奖的那天，中国教育的批评者，会不会一夜之间变成礼赞者？把能不能得奖看作成败的标准，恰恰证明中国教育出了严重的问题。掉了根本，搞坏了脑子脑子被搞坏的表现之一，是不但不会分析问题，甚至也不会提出问题，包括不会反问、批驳、质疑。不会辩论，是因为不会思考。不会思考，则是因为我们的学校，从来就不教这个。学校里教的，是正确的标准答案，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。怀疑批判是不允许的，分析和实证则是不训练的。至少，文科的课堂里没有，老师们也不会。文科生的逻辑思维能力，全靠中学时代平面几何打下的底子，还得当时就喜欢这门课才行。甚至就连理科的课堂，也往往只有科学手段（技术和技巧），没有科学方法，更没有科学精神。什么是科学精神？我以为，就是怀疑精神、批判精神、分析精神和实证精神，是这四种精神之总和。缺乏这个，结果是谁都不会独立思考，每个人都丧失了自我。自我的丧失，必然伴随着道德的沦丧。因为真正的道德，必须也只能建立在自我意识的基础上。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，怎么可能爱别人、爱社会、爱国家？受教育者丧失了自我，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丢掉了根本。今日之中国，学校是工厂，院系是库房，班级是车间，学生则是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齿轮和螺丝钉，只不过有的镀金，有的镀铜，有的压了塑料膜。但指导思想和生产模式，则是一样的。目标，是“望子*”；标准，是“成王败寇”；方法，是“死记硬背”；手段，是“不断施压”，还美其名曰“压力即动力”。至于孩子们是否真实，是否善良，是否健康，是否快乐，没有人去想。必须改正。怎么改？回到根本，即“人的全面自由发展”，让每个人都成为“真正的人”。
“国家应该对购买天然气车辆实行专项补贴，在购买环节直接补贴与燃油车辆的差价。”张瀛岑说，这样就能激发公众购买天然气汽车的热情，改善空气质量。张瀛岑还提议，可以出资设立专项资金，用于公共汽车、出租车、船只、重型卡车等改用天然气。
在*金交易当中,交易者可能会经常发出我要是当时跑了就好了、我要是当时进了该多好之类的遗憾。很多投资者经常已经发现了市场价格的异常波动，也作出了对即将到来走势的正确判断，却往往输在犹豫不定上面。有时候看到价格上涨，不敢坚持己见，心里总是盘算只要金价过了某某价位我就一定买，看看后面发展，结果市场发力上攻，有心想追市场上已无合适价位;有时候看到价格下跌，已经意识到走势不妙，但总是心存幻想，只要金价过了某某价位我一定抛，也许还有反弹，结果金价急速下跌，有心抛出却已是亏损严重。
在勘察完现场后，民警立即将肇事司机章某传唤到事故中队进行讯问，并对章某进行了酒精测试和抽血化验。化验显示章某血液未含酒精。在叙述该起事故过程中，惊*未定的章某坦承，自己在避让电动车时，因为操作失误错把油门当刹车，在撞到其它车辆后，心里愈发紧张，本想刹住车，却错把油门当刹车，而下意识猛踩油门踏板，以至于酿下了严重后果。
专家： 形象工程 不恤民情 执行*策急功近利